张宇初《道门十规》的管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吉宏忠
张宇初(1359-1410),字子睿,号无为子,江西贵溪龙虎山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著名学者宋濂曾称其为“颖悟有文学,人称为列仙之儒”①。明洪武十三年,嗣为第四十三代天师,多次受到明太祖和明成祖永乐皇帝的接见,并为朝廷举行祷雨和玉



张宇初(1359-1410),字子睿,号无为子,江西贵溪龙虎山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著名学者宋濂曾称其为“颖悟有文学,人称为列仙之儒”①。明洪武十三年,嗣为第四十三代天师,多次受到明太祖和明成祖永乐皇帝的接见,并为朝廷举行祷雨和玉箓大醮等斋醮活动,一直受到明朝朝廷的重视和支持。张宇初继承天师之位后,研究道教教义思想,掌管天下道教事务,对于明代道教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他还留下了许多著作,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门十规》是其关于加强道风建设、加强宫观管理的重要著作。这一著作篇幅不大,但提纲挈领,对道教的宗派源流,道门经箓,修持方法,斋法行持,道法传绪,选择领袖,云水访道,立观度人,财物管理,宫观修葺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规定,并将之作为当时道教行为的准则,以此来规范宫观与道士的活动,是一部具有纲领性的著作。文中论述了十个方面的规戒制度,故称“十规”。这十条规戒是张宇初根据道士信仰生活的基本内容,针对明代道教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一系列措施、规章,涵盖了道教徒信仰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当时乃至后世道教教制建设,特别是道风建设和宫观管理,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的道教同整个国家一起,正行进在奔向现代化的大道上,面临着许多从未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急需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张宇初的《道门十规》便是一份充满道教先人智慧的资源宝库。重新开启这一宝库,我们仍可从中汲取极其丰富的养料,以指导今天的宫观管理。因此不揣浅陋,从以下四个方面就《道门十规》中的管理思想及其对现代的启示做一些探讨,或许能对于当代宫观管理提供一点思路。



一、振迪教风的管理目的

《道门十规》的行世,本着为清整道教,即纠正明代初年道教界种种颓唐、松散、戒律废弛的现象,重新振作教门,也就是要对道教“振迪”之,“激扬”之。



道教在唐宋发展到极盛,到了元末以后,由于诸多原因逐渐衰落。教中有识之士,试图通过道风建设,以整顿革新来重振道教,来改变道教日益衰落的颓势,四十一代天师张宇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奋起疾呼,从制订《道门十规》下手整顿。

道教地位日益衰弱,原因虽然很多,归结起来主要还是自元至于明初统治者政策的改变与教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这两方面的原因。



宋金元时期,道教继唐时而盛。但在元代中期起,蒙古族朝廷的民族、宗教政策起了变化。蒙元时期,成吉思汗遣使者远聘全真道首领丘处机赴漠北,给以礼遇,授以管领道教的权力。从此开始全真教取得元室的大力支持,得到迅猛的发展。在此期间,全真道大量的立观度人,并且将一些无人寺院改建为宫观,这在当时佛教势衰、全真道势盛的条件下,并未引起争端,但却埋下了佛道矛盾的根子。至宪宗蒙哥时期,佛教所受的宠遇已经超过了全真道。而元室之所以支持佛教,从根本上说,是因元室所依靠的蒙藏民族世奉萨满和藏传佛教,“崇尚释氏”为其国策。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而直接的原因,即全真道自丘处机以后,发展异常迅速,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种情况已经给元统治者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元统治者认为扶植一下当时力量较弱的佛教,挫伤全真道的锐气,使其发展受到一定遏制,是较为妥当的做法,由此决定了元室对全真道政策的转变。因此全真道的地位此时已远逊于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之时。恰在此时,宋德芳主持编纂的《道藏》告竣,又将《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广为散发,于是一场以争论《化胡经》真伪为表现形式的释道斗争终于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可见元代《化胡经》之争并非偶然,它是多年来双方力量对比变化和矛盾积累后的产物。而元代全真道在佛道辩论中的失败,则与元室之袒佛有着直接的关系。经过两次佛道大辩论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的失败,全真道遭到被焚毁道经的噩运,从此道教元气大伤。及元末天下大乱,道观不少被毁,道流星散,民众遭战乱的影响,很少能顾及对道教宫观的献奉,道教的生存基础不能不受到威胁。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都采取支持道教的政策,道教才重逢振作的机会。然而,即使道教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稍有提高,此时所处的政治格局却与唐宋和元代前期大不相同。元代中期起的扶植藏传佛教,打击和限制道教,极大地影响了两教力量的对比,此消彼长,道教更处于劣势。明初,藏传佛教的势力虽随蒙古人的失却政权而退潮,但道教在整个社会上的相对劣势并无根本改变。



更为突出的是自北宋兴起的理学,经历南宋理宗时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元代仍之,至于明,以八股取士,而八股的试题通常取之四书,是非则以程注为标准,更加强了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理学在当时被称为道学,即自认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及孔子道统之学,是儒学的新发展新面目。自从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渐渐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自南北朝后,它却没有多大的发展,历隋唐,相对于佛学说的大发展,以及道教的地位隆升,儒学显得积弱衰微。但北宋出现的理学,却是在总结数百年来儒学积弱的教训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了佛学、道教哲学的精髓,铸成了新的理论形态。所以在理论的精微、体系的博大,都超过了这时的佛教和道教。而它对于封建秩序的论证、维护更是佛道二教所难以比拟的。所以自从南宋起理学被肯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并非偶然。面对理学如日中天的显赫地位,如再不思考振作之途,道教本身的生存将受到挑战。张宇初的一番振兴措施,很大程度上是面临这种严峻形势的应对之方。他下功夫研究道教教义(这方面的撰述大多收入《岘泉集》),参与编纂道藏(未及完成即羽化),以及制订规戒整顿道风,都出于这同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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