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道教研究状况及其展望--佚名
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分别在欧洲和日本产生,自此以后该领域逐渐成为国际汉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汉学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到九十年代,随



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分别在欧洲和日本产生,自此以后该领域逐渐成为国际汉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汉学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到九十年代,随着一些道教研究巨擘的谢世(如法国的Anna Seidel,美国的Strickmann和Schafer)或退休(如法国Kaltenmark, Stein和Schipper),研究势头有所减缓。最近五年,国际道教学界似乎因为缺乏一呼百应的权威而不怎么引人注目,但道教学术研究仍在发展,某些方面与以往相比明显产生了变化。就我们所见,最近五年国际道教研究有下述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在世纪之交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如2000年由法国远东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领域的转变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File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ulture)就是带有这种意图的跨世纪学术大会。会议邀请了一百多位欧美、日本和中国学者,其中有不少学者提交道教方面的论文。除了一些专题研究外,一些道教学者就以往道教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作了深刻的检讨,比如美国的Terry Kleeman教授撰专文批评日本小林正美考订六朝道教经典成书年代的方法,中国的张勋燎教授提出了道教考古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等等。

(二)道教研究工具书或手册增多。国际道教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许多问题经过几代学者的探讨已逐渐取得一致的看法。继日本和中国先后推出《道教事典》和《中华道教大辞典》之后,最近五年国际道教学界又出自了不少总结这些研究成果的手册或工具书,如Fischer-Schreiber编的The Shambhala Dictionary of Taoism,Eva Wong编的The Shambhala Guide to Taoism: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an Ancient Chinese Spiritual Tradition,Pas与Man Kam Leung合编的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oism,和Livia Kohn主编的Daoism Handbook。

(三)重视中国地方宗教(包括地方道教)的研究。在第一届(1969)、第二届(1972)国际道教学会议上学者们探讨最多的问题是“道教是什么”,随着七、八十年代的深入研究,汉学家们越来越不相信有一个统一的道教,而更愿承认道教是各个地方宗教信仰的复合体。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九十年代地域道教的研究开始大受重视。如荷兰Schipper教授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研究“北京庙宇”,Kleeman专门研究了晋代四川地区的“成汉”政权及其与道教的关系,加拿大Clart的博士论文对台湾地区的扶乩现象作了系统探讨。另外,1995年由法国远东学院与台北中央研究院合作召开了“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中国圣者传记与地域史的材料”国际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大都是利用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史料来探寻中国地域宗教(包括道教)信仰的历史面貌,如Verellen的《蜀——杜光庭〈录异记〉里的“圣地”》,Katz的《吕洞宾信仰与全真教的关系——以山西永乐宫为例》等。

(四)开展中西宗教(主要是道教和基督教)比较研究。西方汉学家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他们免不了会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中国本土道教。这一点在过去主要表现于他们用基督教的术语和概念来传译或描述道教文化,近几年则出现了专门对道教和基督教作比较研究的著作,如Herman的I & Tao: Martin Buber’s Encounter with Chuang Tzu,Miller的博士论文The Economy of Cosmic Power: A Theory of Religious Transaction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angqing Daoism an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f Augustine of Hippo。

(五)探寻道教的现代价值。过去欧美和日本学者几乎都是一边倒,只管研究道教的历史传统,而对它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意义全然不顾。九十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1999年在哈佛大学甚至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道教与生态的国际学术会议。

(六)道教考古与艺术研究引人注意。这一领域可能是过去道教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近几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道教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研究有关道教考古和艺术的实物资料,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大有进展。2000年在芝加哥举办了一次名为“道教与中国艺术”的大型展览暨国际学术会议,共有中外五十多个机构和个人收藏的艺术品展出,影响甚大。由Little和Eichman编辑出版了关于这次展览及会议的大型论文集(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内有许多图片和解说。

(七)出现了专业道教研究网站。欧美和日本学者素来就多有交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他们的交流更加便捷。除了个人之间用电子邮件方式作学术交流外,近几年由北美一些学者建立的“道教学万联网”及其它一些网站更给各位汉学研究者提供了互通信息的空间。道教学术研究网站的建立对今后道教研究的贡献将会与日俱增。



综观欧美与日本道教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我们会发现,由于文化传统、知识背景、研究兴趣不同,欧美和日本的道教学术研究存在诸多差异。日本汉学家早期似乎比较侧重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侧重研究道教经典及其思想,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学和历史学方法。早在二战前,日本学者就已经注意到法国学者的宗教研究,二战中也曾经有出于非学术目的对中国乡村宗教与生活的大规模调查,但学术界的真正转向却是在近几年。有相当一部分道教学术转向了“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研究,学者们逐渐转向注重道教的仪式、技术和方法,关注道教在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由于欧美与中国在地域、种族、文化上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欧美学者常常从一开始就能超出中国经典的笼罩,注意到经典之外的宗教现象,因而在方法上常常采取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宗教。西方汉学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在中国生活中真正具有支配性的宗教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比较重视对现实性的宗教信仰的社会调查和理论分析。特别是法国的汉学研究者,他们一方面受到传教士亲眼所见的资料的影响,本来对中国社会生活就有另一种理解的基础,一方面又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极为看重社会底层民俗、仪式、生活中的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结构的影响。他们不太局限于中国经典系统的历史观念和视野框架,与直接受经典史册影响的日本汉学传统大异其趣,而后来影响很大的年鉴学派更是把研究的注意力与兴奋点从精英阶层的文化活动和经典著作的文化记载转移到了大众平民的日常生活和民众社会的实际考察。在这背景下,作为中国一般民众生活中重要内容的道教,尤其是道教的仪式、方术、伦理、戒律、鬼神信仰就从研究的边缘变成了中心。欧美和日本道教研究的这种差异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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