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道教医药与中华传统医学的关系
华夏经纬网 尚儒彪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医院主任中医师 武当山位于中华腹地,与举世文明的原始森林神农架紧紧相连,是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成长活动的重要场所。据(史记·补三皇本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氏在神农架及武当山遗留有浓厚的医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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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儒彪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医院主任中医师



武当山位于中华腹地,与举世文明的原始森林神农架紧紧相连,是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成长活动的重要场所。据(史记·补三皇本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氏在神农架及武当山遗留有浓厚的医药基础,这个地区自古就崇尚医药。



武当山作为该地区的门户,它层峰叠嶂,标奇孕秀、杉松蓊郁、翳目清幽,很早就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神仙窟宅”。有史可考,早在春秋至秦汉时期,武当山已是“方仙道”、“黄老道”巫及炼丹家开展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此隐居的宗教之人和修道之士,无不精究医术、穷习药性,探求人生长寿奥秘。陈樱宁地《道教与养生》一书中说:“方仙道,是中国早期道教的前身,它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中国道教。……黄老道也就是中国早期道教的开始”。因为有上述条件,武当山当然成为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从宗教与医药的关系内在逻辑上分析,生死问题是道教和医药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有人认为:“许多人出于对生的渴望而求助于医药,出于对死的恐怖而信奉道教”。可见医药与道教的关系就是这种渴望与恐怖的统一。人们都知道,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死,修道成仙,这正是迎合了人们求生的欲望。武当山道教就在这个得在独厚的环境里,在人们对死的恐怖、对生存的渴望中而应蕴而生——养生教、医药教。武当山道教将自己的医术称之为武当道教医药。



历经了数千年,历代道医们精研方药并用于临床实践,不断充实、完善、整理和提高,使武当山道教医药形成了一个理论与医技均有特色的宗教医疗体系。笔者经过30多年的学习、挖掘、研究、整理发现,武当道教医药与中国传统医药有密切关系。现代宗教学家、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教授卿希泰先生曾指出:“中医学是中华传统的文化瑰宝,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仙道贵生,道门中普遍肯定现世人生之生命价值,高扬“生为第一”的道理。道教出于习医自救、济世利人之目的和宗教情怀,自创立之日起就重视研习医药方技,故形成了崇尚医药的传统。葛洪曾明确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民间历来也有“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之说。道教医家对中国传统医学发展曾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过去学术界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束缚,在论及中国医学发展的罗实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掩盖道教对中医发展的影响和积极作用。更有甚者,干脆一笔抹煞道教医学的存在,这种状况不能说不是中国医学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卿教授在此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医学与道教医学关系,和道教医学现在所处的现状。为此笔者就武当道教医药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关系,谈如下几点:



(一)同根、同祖、同目的



1、同根:武当山所处位置与神农架紧紧相连,神农氏称为中华医药的始祖,正如《史记·补三皇本记》所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由此可见,中华医学是神农氏通过自己尝百草才开始有的,武当山是神农氏在位时的所辖地,它自然会继承神农氏衣钵,自武当道教创立之日起,就精究方术,研习药性,追求长生不死之术。成书于周武帝文邕(561-578)时的《无上秘要》卷八三中说:“戴孟,本姓燕,名济,宁仲微……人……武当山受裴君王佩金当经……行此者不死,非仙人。”南朝齐、梁的道教学家、医学家、药学家陶弘景在所著的《真诰》中说:“武当山道士戴孟,乃姓燕,名济,字仲微……服食大黄及黄精,种云母、雄黄、丹砂、芝草……得不死之道……遂能轻身健行,周旋名山,日行七百里。”以上二中中均记载在汉代以前,武当山道教的修道之士,在服药健身和药物种植方面,均已达到较高水准。也可以说:“武当山道教这些研究成果是神农氏在这个地区医药研究的继续。”中华传统医学与武当道教医药均为炎帝神农氏所创,因此说二者同根。



2、同祖:武当山雄居汉江中上游,汉江是中华汉族的发祥地,因为人们生活在汉江两岸,故称汉族,所用的文字,称为汉字,汉族的医学被国外称为汉方医学和汉方。中华传统医学则是汉族医学为主导,并用汉字记载流传至今,武当山道教身居楚汉之地,楚汉文化为其母系文化,吸收接纳大量汉族医学知识,更准确一点说:武当山道教医药是将汉族医学经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医学和宗教医学,因此说二者是同祖。



3、同目的:中华传统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经多位学者考证,公认为此书为春秋战国时期多人所著。《黄帝内经》是上古乃至太古时代古人民智慧在医学和养生学方面的总结体现。武当山道教医药也是以治病疗伤、寻求长寿、不死成仙而为最终目的,《中国道教大辞典》在“道教医药”条目中云:“道教医药是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的医学。”中华传统学最高目标,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由此可见二者目的相同。



(二)与巫有缘,二者相近



中华传统医学有个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在原始社会及上古、太古时期,医药技术极其落后,许多疾病不能医治,许多病因无法解释。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医药知识与原始宗教——巫术结合在一起,以巫医的形式出现在患者面前。正如明代医学徐春浦在《古今医统》一书中说:“以巫而替医,故日巫医也。”巫医是中华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的传统医学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武当道教医药的成熟与发展,更是与巫医有直接的关系。卿希泰在《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渊原》一文中指出:“道教医药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巫术医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道教医药的主体——道教,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社会的原始宗教形态——巫术。”他把道教医学与巫术的渊源关系说的非常清楚。后来以《黄帝内经》为标志性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华传统医学,它逐渐与巫医分开,形成以医技与医药及养生为主体的专门科学。可是在《黄帝内经》里还有时常可以看到,它曾受巫医深刻影响的痕迹,如《黄帝内经》载有:‘黄帝问日,余闻古之治病,惟移精变气,可祝而已“。祝由即是通过向神叙说疾病产生的原因,取得神明谅解、保佑,疾病从而而愈也。它是巫医们惯用的医疗方法。而由巫术医学发展成熟的武当道教医药,至今仍有人保持着祝由、祝祭、祈祷、画符等有宗教色的巫医巫术。可是道教医药界早在晋代,著名道医葛洪曾对巫医医术作过严厉的批判,如他在《抱朴子内篇》中说:“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祈祷无已,问卜弥甚,既不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之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崇,疾病危急。”从以上所述:中华传统医学及武当道教医药在与巫的关系上非常接近,均有借其体得以发展,批判其核心而得以提高的那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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