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报应观
“报应”观念既是道德与生命关系的理论内涵之一,也是由此警戒行为改变未来生命和自我命运的理论的内涵之一。说到底“报应观念”是主观见诸于客观而逐步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儒家、佛教和道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均有其各自的报应思想及其报应思想



“报应”观念既是道德与生命关系的理论内涵之一,也是由此警戒行为改变未来生命和自我命运的理论的内涵之一。说到底“报应观念”是主观见诸于客观而逐步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儒家、佛教和道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均有其各自的报应思想及其报应思想指导下和社会实践活动。认真批判总结三家的报应思想及其实践得失,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现实课题。一个人可以不信什么报应,但谁都不能违背因果规律。研究儒、释、道三家的报应观,不但具有学术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儒、释、道的报应观



儒家的报应观



儒家的报应观是以世俗的善恶伦理道德为价值取向,强调现世报应,报应的主体不是行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孙后代,追求报应的终极目的是达到满足人生心理平衡和实现现实生活平等。儒家报应思想古籍多有记载,如《易传》记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商书·伊训篇》记载:“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国语·周语》记载:“天道赏善而罚淫”。《韩非子·安危》载有:“祸福随善恶”。这种寄于在精神领域达到预期报应效果的报应心理, 究其实乃是社会现实力量不足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儒家重视人生,热爱生命。认为“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1”。追求生活安康,奢望寿命延续“万寿无疆2”。孔子就“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3”。儒家不但重视生命,而且特别重视生命的意义。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崇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不朽4”之说。儒家不愿意为了虚无缥缈的后世和精神性的涅槃境界而抛弃现实的人世幸福,“纵有因缘,如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后世之乙乎5”。孝敬父母是中国传统首要的美德《尚书.康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6”。〈〈诗经.小雅.蓼莪〉〉记载:“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无极”强烈报恩心理。对人世以外的报应持怀疑态度“善恶无现验”,对不符合孝的伦理道德内心极为反感,而且予以舆论批驳和行动抵制。



佛教的报应观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随着安世高将《十八泥犁经》、《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等包含因果报应思想的佛经介绍到中土之后,就开始了中印两大民族报应思想的融合过程。使印度佛教的报应观与我国原有报应观协调起来,是僧俗两界学者通过个体和群体立论,分别对象的办法解决的。正如梁启超在其《余之生死观》中所指出的:“个人之羯磨,则个人食其报,一家之羯磨,则全家食其报,一族一国乃至一世界之羯磨,则全族全国全世界食其报。由此言之,则言家族之余庆余殃者,于佛说岂有违异乎?”7。其佛教报应观的理论基础是以“业力”为中心的“因果律”,即一切事物皆受因果法则支配,善因必产生善果,恶因必产生恶果。造业始自善念或恶念动机产生的瞬间,贯穿于动机与行为的全过程。佛教报应观的价值取向是以戒律判定身、口、意三业之善恶,报应的主体是作业者本身,而不涉及其子孙后代,报应的方式是在“三世”、“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中循环不已,报应的终极目标是自业自报,自作自受。自作善恶,自受苦乐,个人行为,个人承担后果。正如《因果经》所指出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因,今生所为是”。《泥洹经》指出:“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佛教认为父母与子女关系是一种暂时关系。“父母自言,是我所生,是我之子。子非父母所敬,皆是前世持戒完具,乃得做人8。故荀济批评说:“使父子关系亲隔,君臣之意乖,夫妇之和旷,朋友之绝信9”。印度佛教因果报应的善恶准则是戒律,业果报应均发生在作业者个人身上,因果报应是在三世、三界、五道的生死世界中循环不已,终极目标是涅槃。印度佛教的报应思想在印度行得通,在中国就行不通。其主要原因是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冲突。如果中国佛教不做出顺应时世的妥协和改变,别说报应思想没有市场,就连其自身的存在也是成问题的。中国佛教在逐步本土化的过程中,不仅接受了儒家、道教的报应思想,而且适当的做出了必要的妥协。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与中国固有的命运学说相融合,即与儒家孔子主张的“知命”孟子主张的“立命”,墨家墨子主张的“非命”,道家庄子主张的“安命”相融合;与中国固有的天命论相贯通;与中国民间神话、传说相比附;与中国固有的本土崇拜相结合;与儒家伦理道德相协调;与儒家心性论相呼应,强调心在报应中的作用,认为一心即具六道,一心随作随受,时刻轮回。中国化的佛教不仅承认现报,而且承认现世利禄福寿。东晋慧远在其《三报论》中指出:“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法苑珠林〉〉引〈〈提谓经〉〉言善者可以“增寿益算10”。由此而来形成中国化的佛教特点。敦煌变文中的佛经故事,增加了现世幸福的内容。如《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载:“大乘功得(德)最难量,先将因果奉天王。寿命延长千万岁,福同日月放神光。四远总来朝宾座,七州安泰贺时康。现世且登天子位,未来定作法中王11”。中国化的佛教也接纳了五常与孝德,以之为戒律,“五常”被提高到与“五戒”同等地位。如“发于仁者则不杀,奉于义者则不盗,敬于礼者则不淫,说于信者则不妄,师于智者则不酒12”。孝作为重要戒律“戒虽万行,以孝为宗13”。“夫孝者也,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14。五常和孝不仅被纳入佛教因果报应之中,而且并成为重要内容之一,受到佛教的高度重视。《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将如来所修佛果归因于孝“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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