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琦辞辨微(2)
二、惠施:“合同异”而“天地一体” 尚在明清之际,方以智就已察觉历来所谓“名家者流”非可一概而论,但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时,名辩的派系才有了切近真趣的划分。冯氏指

二、惠施:“合同异”而“天地一体”

尚在明清之际,方以智就已察觉历来所谓“名家者流”非可一概而论,但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时,名辩的派系才有了切近真趣的划分。冯氏指出:“(名家)当分二派: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68页)此后,这一对名家两派的分判在学界赢得了持续的认同。不过,更多地赞同这一划分的学人往往将“合同异”与“离坚白”置于相互驳诘的地位,而实际上,“合”只是“合同异”而非“合坚白”,“离”也只是“离坚白”而非“离同异”,“离”、“合”在这里并不构成真正的对立。相比之下,这一划分的始作俑者显然要清醒得多,他说:“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尽心于“实的相对性”与穷究于“名的绝对性”乃理路的错落而非论旨的抵牾,二者虽各执一端,却并不妨碍其相须而行。可憾的是,冯友兰毕竟未能深察隐贯于两种思致中的价值取向的相契,这相契原是名家两派“相与乐之”(《庄子·天下》)而非相与仇之的底细所在。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惜其著述散轶殆尽。《汉书·艺文志》尚著录有《惠子》一篇,而至少在隋唐之后,人们欲一窥当年惠子施辩的风采,就只能借重散见于某些古代典籍的辑录或评说性文字了。在可资钩稽的若干片断中,《庄子·天下》所辑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论题最可提挈论主取譬而辩、“遍为万物说”之要略。其如次: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论题皆在于藉“合同异”之辩而喻示“泛爱”的价值归趣。其中最堪注意者为(1)、(5)、(10)三论题。

第一个论题所示予人的是“合同异”之说的适用范围或“合同异”观念所可笼罩的畛域,此即“大一”与“小一”之间。至大无外(无边际围其外)的“大一”与至小无内(无微末充其内)的“小一”是“大”、“小”的两极,这两极由定义或界说而得,而非可由经验证实;“大一”与“小一”惟有“异”而没有“同”,两者无从讲“合同异”,亦即是说,“合同异”之说不适用于对“实”无所指的纯“名”(纯概念)或绝对的“名”(绝对概念)的领域;除此之外,“实”的世界或经验世界——“至大”与“至小”或“大一”与“小一”之间的世界——中的一切,其“同”、“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

第五个论题指示的是“合同异”的层次:经验事物的“种”在其所“属”范围内的“同异”之辨是“小同异”之辨;“万物”各各相“异”,而相异的万物毕竟在其各各为“物”这一点上有其相“同”,如此的“同异”之辨是整个经验世界的“大同异”之辨;“小同异”之辨是一定范围的“同异”之辨,亦即一定范围的事物间亦“同”亦“异”的“合同异”之辨,“大同异”之辨是整个经验世界范围内万事万物既“异”又“同”之辨,亦即天地万物范围的“合同异”之辨。

第十个论题申说的是“合同异”之辨的价值内涵:既然“大一”与“小一”之间的天地万物皆既“异”又“同”,那末,从相对的“同”处看,“天地”原只是“一体”,人处于这一体的天地间便应泛爱同类、“泛爱万物”。

上述三论题皆为创意、立制的元论题;溯源到这些论题,其他论题的意义的确认方可能不失其分际。第一、五两论题的原发性是默然可识的,“合同异”之说只是从这里才有了其统绪可辨的格局。第十论题似乎是前此所有论题推衍而出的一个结论,其实,它作为某种前提性认可,自始即赋予了其他论题以神韵而使那些“琦辞”、“怪说”最终不至于沦落为机辩的游戏。

第二、三、四、六、七、八、九等论题,是对第五命题的取譬式的喻说,其貌似“琦”、“怪”,而意致却极为恳切。前人对这些出语奇诡的论题虽已有了多方疏解,这里仍愿借鉴种种成说向着论题命意的切近处再作研寻。

论题(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破解这一论题的要津在于“无厚”一语,前人对此考辨颇多,但大都似是而非,不足为训。冯友兰引《庄子·养生主》所谓“刀刃者无厚”解此论题中之“无厚”,极具启示性,然而其谓“无厚者,薄之至也。薄之至极,至于无厚,如几何学所谓‘面’。无厚者,不可有体积,然可有面积,故可‘其大千里’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247页),则终究不能自圆。惠施所说“无厚”是就经验世界之“实”——如“刀刃”之“无厚”——而言,而非就纯形式的“名”(纯概念)——如几何学之“面”那样的“无厚”——而言,冯氏一方面认为惠施的这一论题重在强调“在形象之内”的“实的相对性”,一方面又把“无厚”理解为“几何学所谓‘面’”那样的“超乎形象”而非可“实”指的状态,这是其理路的自相乖离。倘以“无厚”为“刀刃者无厚”那种对“实”有之薄的形容,而不是对几何学之“面”式的“无厚”的名谓,那么此论题当可作如是阐释:“不可积”——各个维度上其厚薄均难以见"迹"(“积”)而不可量度——的“无厚”之物,仍可使之薄而又薄(趋近几何学的“面”),以至延展到千里之大。极小极薄(可以“无厚”形容)的“实”物,缘理而推之,在上下向度薄而又薄的动态延展中其在四围向度上可大至千里,这小大的相对正喻说着“异(小大有别)同(同一‘无厚’之物)”的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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