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琦辞辨微(7)
3.就“名家”重“名”而言,自西汉史家司马父子起方流播天下的“名家”之称显然更适合于公孙龙而非惠施。公孙龙学说之机奥倘归摄于一点,即所谓“正其名”或“正其所实”。“正名”之说起于孔子,不过,对于孔子说

3.就“名家”重“名”而言,自西汉史家司马父子起方流播天下的“名家”之称显然更适合于公孙龙而非惠施。公孙龙学说之机奥倘归摄于一点,即所谓“正其名”或“正其所实”。“正名”之说起于孔子,不过,对于孔子说来,这被看重的“正名”(“必也正名乎”)是对为政“奚先”之问的一种应答,而“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本身便意味着伦理之“名”(名分)的理想境地须得“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内在德性修养来涵润。就是说,“正名”本身在孔子那里尚非究竟义,何以“正名”或所以“正名”才使问题深进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这由“依于仁”提撕的儒门“道德”(亦即后儒所谓“内圣”)乃孔子学说的神韵所自。与孔子的伦理之“名”相比,公孙龙的论理之“名”以其“离”(“独”)的思辨而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性质,但这“形而上”的“名”既不能如孔子所称述的“名”那样系于人的生命践履而由“执两用中”、祈向“圣”境的道德形而上学赋予生机,也无从附丽于墨子所确认的“天”或“天志”那样的形而上的实体。这由“离”而被悬拟的不无绝对意义的“名”在终极处是浮游无根的,因此它毕竟只有措思或置辩之资具的价值。“离也者,天下固独而正”的说法也许有祈于“先王之道”、“仁义之行”,但总的说来,“白马非马”以至于“二无一”的理辩对于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的祈望并不相应。

4.非价值中立的言辩态度使惠施、公孙龙那些被讥为“琦辞”、“怪说”的论题未可漫评为戏论,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聪慧的辩者终于未能把名言之辩引上形式化的向度以建构相应的语言或逻辑之学。公孙龙的学说离逻辑学仅有一步之遥,“二无一”的论式已近乎纯粹的逻辑学表述,但他所做的仍多在于“假物取譬”,以导引一种认定的价值取向。至于惠施,诸多论题更是设譬之辩。他的“遍为万物说”自有其内在逻辑,甚至竟有今人所谓辩证思维的性质,但就形式而论,巧妙的设譬带给辩说的是引人入胜的修辞效果。“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这类论题每一个都有其具体的理致,而每一个论题又都可视为对于涵蕴于诸论题中的某种一以贯之的意趣——“万物毕同毕异”而“天地一体”——的隐喻。惠施有谓“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无譬,则不可矣。”(见《说苑·善说》)这是他对自己的言说风格的自白,也是他对其诸多论题的隐喻特征的点破。公孙龙的“名理”对后期墨家和荀子在“名学”(尚非真正的逻辑学)探究上的导向作用是毋庸赘说的,惠施的“善譬”对庄子取寓言、重言、厄言方式申论“玄理”的启迪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印证这导向和启迪作用多在于后者对前者所论的辩诘。

(本文原载《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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