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转变:荀子和韩非(12)
循名责实的另一重要概念是"循",也就是事因于世、备适于事的"因"。老庄及黄老道德之学也讲"因",司马谈《六家要指》论汉初的道家时即强调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

循名责实的另一重要概念是"循",也就是事因于世、备适于事的"因"。老庄及黄老道德之学也讲"因",司马谈《六家要指》论汉初的道家时即强调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韩非的"因"的思想当是由老子的影响而来。?

"因"既是因于时事,也是因于人情。在这方面,韩非又与荀子性恶的思想相衔接。荀子认为人性恶,主张以礼义节制人性,但荀子的认为人性恶,并不是要因为人性的恶而否定人性,而是要用人性的恶来建立以礼义节制人性的前提条件。因为人性恶,所以要设礼义以节制人性;既已以礼义节制了人性,人性就不再是恶的,被否定的,而是可以任其发展,也应该任其发展的了。正因为有了以礼义节制人性的环节,所以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恶,但是又强调尽天下之美,致天下之用,"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在礼义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满足人性。荀子认为所以要有礼义,原因之一是要配应天道,原因之二就是为了调节人性。"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荀子·荣辱》),把礼义和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与物质产品的社会分配联系起来。后来韩非"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故民争"(《韩子·五蠹》)的思想与荀子的这一思想,如出一人。荀子说:"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实际上是有条件地肯定了财富利欲的合理性。荀子的这些思想对韩非有很重要的影响。?

韩非认为,人之性情好利、恶害而自为,不存在仁义礼义上的人与人的关系。韩非是用法取代了荀子的礼义,但是却承认了荀子对人性的认可。《韩子·奸劫弑臣》:"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子·外储说左上》:"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子·备内》:"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既成的,所以现实政治政策必须是以人性为依据,而不应对人性加以否定。理论要以现实为依据,治国之道要"称俗而行",要"因人情"。既然人情好利恶害,治国的目的就应该与人情相符,是赏功罚奸而不是仁义礼乐。《韩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子·六反》:"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对于"因",慎到曾概括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对"因"的阐述是很明白的。"因"就是顺借人为其自己的本性而控制人,使人之为己转而成为为我。韩非说:"申不害言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由循名责实,就又把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因"联系起来了。?

通过循名责实的方法,而达到民以力得富,民富而国强的政治目的,对内讲习耕战,对外实行兼并和称霸。这一法治的理论逻辑上是建立在因循人性的基础上的。但它的实施又是控制人,使人为我所用,所以法治的整个过程是完全的制约和完全的规范化的,法治的最后结果是抵斥人的个人行为和个人意志自由的。《韩子·显学》:"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寝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韩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

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这就把法家的政治理论推展到了唯目的、唯实践和极端功利的境地。?

司马迁评述韩非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在韩非自己的著作中,有许多哲学寓言,比如郑人买履。《韩子·外储说左上》:"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也。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作为战国时期最后一位集大成的法家学者,深明名实分合离失之情。但韩非强化了先秦诸子的实践原则和功利思想,主张"不可与共故而授民以成"。以至于在韩非身后,时事人情好比是"足",法令制度好比是"度",及秦世之末,法家人物自信而勤奋的作风必然地导致了"宁信度无自信"的名实分离、反本为末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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