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转变:荀子和韩非(8)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韩非继续了荀子的思想转变过程,以"法"的思想取代了儒家具体的“仁”、“义”、“礼”的政治理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继承了儒家的人道和实践原则。或者说,由于“仁”、“义”、“礼”的具体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韩非继续了荀子的思想转变过程,以"法"的思想取代了儒家具体的“仁”、“义”、“礼”的政治理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继承了儒家的人道和实践原则。或者说,由于“仁”、“义”、“礼”的具体理想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冲突对立,儒家人道和实践的原则在战国后期的历史环境下,必然地表现为了韩非的"法"的思想。即使荀子与韩非没有师承的关系,儒家思想与法家法治的思想在本质上和原则上也是一致而不悖的。?

钱穆《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说:"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健。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克、段干木,又曾子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登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克、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又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古代贵族的礼一变成了儒家的士礼,再变成了墨家的墨礼,三变便成了法家的法。"钱穆从政治活动和古礼仪文的学术演变上分辨儒法渊源流变,以法家为继承早期儒家传统的正宗,极富辟见。又《汉书·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其列法家著述,次《商君》,首《李子》,隐然也以儒门弟子李悝为法家的开端,可以和钱穆的论述相佐证。?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主刑(形)名法术之学,其要本归于黄老。又与李斯俱师事荀子,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战国中后期的学者,多有博闻强记,学无所主的特点。其游学之初本杂,已学,则"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至其所谓学成,就更是杂。所以孔子多学而能,孟子本私淑孔子,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而序列著述,孔孟荀三人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韩非学兼儒、道,是不足为怪的。韩非在理论和逻辑概念上,取源于老子的道家,而荀子在战国后期最为老师,韩非作为荀子的高门弟子和战国末年最有才华的学者,在原则和本质、风格和识见上得力于荀子之处,也是直接而丰富的。?

七、韩非的历史观

在韩非的法家思想中,他的历史观鲜明而有特色。韩非的历史观主张"事因于世,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明确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这就是说,一切政治政策都要以当时的世情事态为出发点。每一时代的世情事态都不一样,上古中古人口稀少,条件简陋,可以行仁义。现代社会人多物少,争于气力,因此就不能"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不可以行仁义,而需要用法治。韩非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只承认社会的变化,只承认有所谓"适",而不承认有好或不好的历史,不承认有伦理因素,不承认任何理想模式。

《韩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古之事,因为之备。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战国中期的商鞅曾经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此二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商君书·开塞》)韩非的历史观有很大的成份是来源于商鞅,而商鞅的历史观很可能来源于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的思想。不过,韩非历史观中清醒理智,务求可行、见功,而且果于批判的风格和态度,则明显地与荀子相一致。荀子的历史观主张法后王,一制度,"以今持古","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荀子·儒效》)。韩非子则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子·显学》)韩非不期修古、要求参验的历史观,正可以看作是孟、荀自法先王到法后王之后的又一次发展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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