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墨学发微
夏增民 摘要:本文认为,墨子之后,墨家后学分离为东方、南方和西方三派。在战国后期的中国社会中继续发展,其中尤其是在秦国,墨学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深入渗透进秦文化的价值层次。秦统一后,墨学的思想流布和理论发展并没有被阻止,至汉初,在诸子复活的背
夏增民

摘要:本文认为,墨子之后,墨家后学分离为东方、南方和西方三派。在战国后期的中国社会中继续发展,其中尤其是在秦国,墨学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深入渗透进秦文化的价值层次。秦统一后,墨学的思想流布和理论发展并没有被阻止,至汉初,在诸子复活的背景下,墨学除独立发展外,还通过儒墨、道墨互补两种学术融合的途径进行传承,显示出蓬勃生机。它渗透到了那个时代上自制度文化、下至底层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使那个时代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带有明显的墨学特征。

关键词:秦汉、传统文化、墨学


一 墨学后派及秦国墨学发展


墨学是战国时代诸子中的显学,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墨学的宏扬,使许多人加入墨学队伍,据《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另其《当染篇》也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墨家与儒家中分天下,成为较有实力的学术团体。

然而,墨子死后,墨家后学分离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①。《庄子·天下篇》也有类似的论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相里勤即相里氏,钱宾四先生据地方志考证,相里氏祖居今山西汾阳;而五与伍同,古书伍子胥姓多作五,子胥之后又多在齐②。据此,墨学后派如按地域分就很清楚了。相里氏西近于秦,是为西方之墨;五侯当即伍子胥之后,居齐,为东方之墨;邓陵子等无疑都是南方之墨了。

东方之墨的活动区域大致在宋鲁齐地区,是墨学的诞生地,“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③。在这种人文地理环境下,加之齐国倡导学术自由,重实践、主节用的墨学自然根深蒂固,从容发展,对东部地区影响至深。东方之墨者直接受承墨子衣钵,其后学活跃于稷下学宫,讲学布道,代表人物有田鸠(亦即田俅子)、五侯及宋(钘)尹(文)学派④。

墨子晚年游楚,卒于楚之鲁阳(今河南鲁山),楚是墨子最后的活动中心,南方之墨者由是卒盛,代表人物苦获、己齿、邓陵子都是楚人。从《庄子·天下篇》看,南方之墨者俱诵《墨经》,《墨经》又称《墨辩》,盖多为名辩之士。“辩”是南方之墨的特征,《墨经》是其经典。他们或许就是《墨经》作者的后学。关于《墨经》的成书时间,当在战国后期甚至更晚。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以《墨经》体裁尤其是“说在某某”字样同《韩非子》、《吕氏春秋》比较,发现二书也有同样体裁⑤,这说明《墨经》与《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著作时间是相当的。韩非被害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其书当著于入秦之前。另据《吕氏春秋·序意》:“惟秦八年,岁在涒滩。”则该书当成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由此推之,至少《墨经》中的部分篇章是成书于秦王政时期。郭沫若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墨经》中《大取篇》中之“爱二世之厚薄,而爱二世相若”,其中“二世”或许就是秦二世⑥。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则《大取》又当出于秦汉之际。这个论断并非妄自揣测。侯外庐等考定《大取篇》、《小取篇》是墨家就《荀子·正名篇》对墨家诘难的答复⑦。那么,《大取》、《小取》以及同《大取》体裁相同的《经下篇》应写成于《荀子·正名篇》之后。从文献材料看,荀子至少活到了秦季之世,《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三国时,魏明帝诏中也有“荀卿丑秦世之坑儒”⑧等语。因此,《墨经》的作者最晚可推定于秦亡之时。可见墨学传授著述之盛,其学术倡导绵延之长。

然而,势力最盛的要属西方之墨了。秦惠文王时,墨者钜子腹黄复居秦,此时,墨学中心已转入秦国,代表人物除腹黄复 外,还有唐姑果、缠子等。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墨子》书中城守各篇文字与云梦秦简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或称“公”或称“王”,很有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墨者的著作⑨。另外,篇中屡称禽滑厘,墨学这一支大约是禽滑厘的徒裔。从文献记载中也可得到佐证,禽滑厘是墨子的嫡传弟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⑩。然而,“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11。这么说来,禽滑厘又曾受教于子夏,可能长期生活在西河地区。从地域上看,相夫勤就是禽子的后学,这一支后来传入了秦国。

关于墨学三派,墨子曾要求自己的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12,这大概是墨学三派分离的最早依据和动因。南方之墨重于谈辩;墨子生前在宋鲁齐诸地活动频繁,东方之墨应多援徒讲学之人;而西方之墨自然是多“从事”徒了。对于这一点,梁任公也有论析,他认为,相里勤五侯子之徒得于勤俭力行者多;苦获、己齿、邓陵子得于论理(逻辑)学者多;而宋钘、尹文一派得力于非攻、宽恕者多13。大体上与上述所论相符合。当然,墨学三派不是同时同世形成、发展的,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各派的主张所重也是既有交叉、又有融合的。

墨学三派的陌路显然也受所处各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西方之墨勤俭力行的作风即与秦地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秦国成为战国后期墨学中心,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秦国厚朴、尚武的社会风俗是墨学勃兴的社会土壤。而墨学思想体系中尚同、尚贤、节用和非儒等思想也符合秦人重实利,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成为墨学流行秦国的思想基础。另外 ,秦国屡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墨者擅长城防技术,他们的军事才能和牺牲精神自然会得到秦统治阶层的垂青。墨学的盛行,促进了秦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吕氏春秋》中《节葬篇》、《安死篇》完全是墨家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墨学深入渗透进秦文化的价值层次,给社会以新的整合,形成了新的社会风貌。秦昭王时,荀子游秦,“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14。秦国朴俭不华的民风,循上敬业的吏道,尚公杜私的士大夫情操,勤勉力政的行政作风,莫不是墨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恰恰符合了“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5的初衷。秦国对墨家社会理想的践行,实际上是将其摆在了社会终极发展目标的位置,法家政策只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秦国也并非独重法家,墨学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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