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
梁涛 内容提要:本文对作为孟子思想核心的“四端”说形成的背景和时间作了考察,认为“四端”说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与告子关于“仁内义外”等问题的辩论;二是在为仁政说寻找理论根据。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的“四端”说尚未形成,“四端”说形成的
梁涛

内容提要:本文对作为孟子思想核心的“四端”说形成的背景和时间作了考察,认为“四端”说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与告子关于“仁内义外”等问题的辩论;二是在为仁政说寻找理论根据。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的“四端”说尚未形成,“四端”说形成的下限约为孟子第二次来到齐国的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

关键词:四端 告子 仁内义外 仁政

“四端”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孟子的性善论、仁义论、仁政论等都与“四端”说有关,是围绕“四端”说展开的。可以说,“四端”说的提出,才真正标志着孟子思想的成熟。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四端”说形成的背景及时间这样重要的问题却较少涉及,与孟子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现象的形成强烈反差,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讨论,以求方家指正。

(一)

孟子的“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孟子》一书中共有两章谈到四端,一次在《孟子·公孙丑上》,为一般性的论述,没有涉及到四端说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次在《告子上》,其文云: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从这次谈话看,孟子提出四端说同当时人性善恶的争论、尤其是同告子的辩论密切相关。孟子主张性善论,故提出四端说予以论证,同时对告子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那么,孟子与告子辩论是在什么时间呢?这无疑是我们讨论“四端”说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现学者多认为这次辩论是在孟子首次到齐国时,时间大概是在齐威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30年)左右,如张秉楠说:“这场人性问题的争论当发生在齐国。其时间亦当在孟子来齐之初。因为告子亦为稷下早期学者,他的人性论和另外几种人性理论在当时较有影响,重视人性之辨的孟子一到齐国稷下,就不可能不对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1)。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基本可取,下面再作几点补充:

首先,是告子的身份。张秉楠认为告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根据是郭沫若的说法。郭沫若曾对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公孙丑上》)的修养方法与宋鈃、尹文作比较,认为告子的这两句话“分明就是《内业》篇所说的‘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对后者的发挥改造。因此,“告子也是一位宋鈃、尹文派的学者”(2)。而宋鈃、尹文是著名的齐国稷下先生,二人均长期在稷下活动,告子受到他们二人的影响,也应该到过齐国。孟子与他在齐国会面十分自然。另外,告子的思想特点也反映出他是稷下学者。稷下学者的一个特点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儒、墨、道、法等不同思想,告子的思想也具有这一特点。据《墨子·公孟》篇,告子曾为墨子弟子,但他却“毁墨行”,对墨子提出批评;他曾与孟子辩论人性善恶,却不否定仁义;他又受到道家的影响,表现出道家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是“非儒非墨或亦儒亦墨”(3)。从告子的思想倾向看,他作为一名稷下学者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从孟子的游历来看,他与告子在齐国会面可能性最大。《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关于孟子的记录十分简略,只提到他曾来到过齐国、魏国,且多有错误。但自宋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孟子的生平进行考订,特别是经过清代及现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大致已经弄清楚孟子生平活动(4)。孟子约出生于公元前372年(周烈王4年)左右,四十岁以前他主要在邹鲁一带活动,四十岁以后开始在诸侯国间游历,先后来到过齐国、宋国、滕国、魏国。其中曾分别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两次来到齐国,先后停留八年之久。而在宋国、魏国分别只有两年,在滕国也不过三四年。孟子既然在齐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与告子在此相遇的可能性也最大。

另外,更重要的,齐国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中心,是学者云集的重要场所。由于齐国采取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许多著名学者如淳于髡、田骈、宋鈃、慎到、环渊、捷子、季真、邹衍、邹奭、田巴、王斗等都曾来到稷下,上说下教,争鸣驳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虽然礼贤下士是战国时期的普遍现象,孟子曾经到过的滕国、魏国也都有过设官开馆、招徕人才的事例,但影响与规模均无法同齐国相比。孟子来到齐国时正是稷下学宫的繁荣时期,所以他在这里与告子相遇并展开辩论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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