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派
高正 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设有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有学者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时,也有学者认为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
高正

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设有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有学者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时,也有学者认为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时。

齐宣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贤士近千人,任其“不治而议论”,其中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著名的有彭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兒说、邹衍等。楚国的屈原在齐宣王九年(前311年)曾出使齐国,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之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而屈原作品深受稷下思孟学派思想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邹国的孟轲和赵国的荀况,先后均曾到稷下学宫游学。孟子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两度游齐;荀子在齐襄王时游学稷下,并多次出任学宫主持人——祭酒。

稷下学宫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历时约一百四、五十年。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倾向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各家在稷下自由讲学、辩论,各自著书,言治乱之事,向君主提建议,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

稷下众多著名的学者、学派和博大精深的著作,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慎到(约前395—前315)是赵国人。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把道家学说向法家理论方面发展。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受上大夫之禄,负有盛名。他受《老子》影响,认为“道”的本质是万物相等,对后来庄周的“齐物”思想有所启迪。他是法家中主“势”的一派。“势”指政权、权位,他提出了集权的主张,在政治上把权势放到了第一位。有了权位,还要有“法”。“法”是治国的标准,他从道家“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的思想。君主是“法”的制定者,依法“无为而治”,“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这样就“上下无事”了。他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认为有了权、有了法,一个平凡的君主就可以“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贤能和智慧并不足以服众,权势地位则能够使贤者屈服。“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守法而不变则衰”。慎到尊君,但并不主张独裁,这和申不害不一样。他反对治理国家的关键全在于君主一人,认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所以,国家兴亡的责任亦非属个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强调遵循“天道”,指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之者,因人之情也”,这带有较浓的道家色彩。《慎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法家”著录四十二篇,现仅存残本五篇。清钱熙祚辑本以《群书治要》所节录的七篇,参校残本五篇,较为完善。

彭蒙、田骈都是齐国人。他们的学说都有道家倾向,可以说对于庄周思想的形成有明显影响。彭蒙是田骈的老师,后二人均在稷下讲学。田骈号“天口骈”,大概擅长演说。《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把慎到和他们列为一派,可能因为慎到虽属法家,也带有明显道家倾向的缘故。他们主张“齐万物以为首”、“贵齐”,强调事物的齐一、均齐。认为对万物应取“莫之是,莫之非”的态度,“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主张因循自然,不置可否,齐一万物,这显然是庄周“齐物”思想的先声。他们还提出行不教之教,认为“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这也是和庄周思想相合的。《吕氏春秋·执—》中载有田骈的话,云“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同样具有顺应自然、因性任物的道家思想特点。

宋钘(约前382—前300)是宋国人;尹文(约前360—前280)是齐国人。齐宣王、湣王时,他们和彭蒙、田骈、慎到等同在稷下学宮游学。宋钘、尹文的思想受到道家和墨家的影响,后人称其为“宋尹学派”。《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宋子》十八篇,“名家”著录《尹文子》一篇,二书皆已亡佚。今存《尹文子》,一般认为系后人伪托。宋尹学派的思想资料,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

宋尹学派主张以“宽”、“恕”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设不斗争,取不随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他们主张在国与国之间“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据《孟子》记载,秦楚构兵,宋牼(即宋钘)曾要往秦楚二国“说而罢之”。他们“救民之斗”、“救世之战”的目的,是“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为了达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内心修养方面,他们提倡“以情欲寡浅为内”,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五升之饭足矣”。因此,荀子批评他们是“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即只知人欲寡,不知满足人的合理欲求。

宋尹学派提出“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认为只有破除了见侮为辱、以情为欲多等偏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他们力图从主观上清除荣辱、誉非、美恶的界限,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荣辱等等是属于外在的东西,不应以之妨害内心的平静,即使身陷牢狱之中,也不以为羞耻。庄子认为宋荣子(即宋钘)“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普天下人赞誉,他并不因此更受鼓励;普天下人非议,他也不因此更加沮丧。他们认为,如能做到人人“见侮不辱”,虽然被侮,但不以为耻辱,这样就不会互相争斗,能够“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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