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原来都是“异端”。不仅孔子是这样,佛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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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很多“正统”原来都是“异端”。不仅孔子是这样,佛陀和耶稣也是如此。怀疑“正统”,批判“正统”,常把“异端”变为“正统”,但可惜的是,坐稳了“正统”的“前异端”却常常容不下其他“前异端”,更容不下继起的“后异端”。   《论语》很有文学性,可惜是个破碎的故事。  读《论语》,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学生,颜渊、子路最重要。颜渊是孔子他姥姥家的孩子,孔子最疼,常夸。子路好勇过人,性子急,脾气暴,常挨老师骂。两人形成对照。他们俩,你更喜欢谁?我更喜欢子路。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那是谁?那就是子路。子路的可贵之处在于,老师待价而沽,从政心切,难免受政治诱惑(如公山弗扰之召和佛肸之召),跃跃欲试,只有他敢出来拦阻。他要急了,老师都害怕。  颜渊、子路死后,谁最重要?毫无疑问,是子贡。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子贡,谈谈子贡的重要性。  一  孔门弟子,山东人居多,鲁人最多,其次是齐人,其次是卫人,其他国家的人极少。  子贡不是山东人,而是河南人。孔子收他当学生是在他流亡卫国那阵儿。卫国是个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地区。  子贡善贾,“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山西喜欢炒儒商,大家都说,他是最早的儒商。孔子周游列国,有人推测,就是由他赞助。他这个人,能说会道,擅长交际,从政,搞外交,作组织工作,都是一把好手,比他的老师,对官场更适应。  相传,子贡的故乡在河南浚县。子贡以端木为氏,名字叫赐。浚县有不少端木氏。这个姓相当罕见。  浚县有个子贡墓,在城关乡张庄村南,我去看过,祠堂已毁,坟头还在,墓前的玉米地里,有块明万历年间的碑,是当地县令所立,叫《改正先贤黎公墓祠记》。碑文说,大伾山下八里有个张家庄,村人无知,把一座辽墓当子贡墓,在墓前立了子贡的石像,经常去烧香磕头,太不像话,所以他要“改正”一下。怎么改呢?就是把墓中的东西掏出来扔掉,再把子贡的石像埋下去,这就是所谓“改正先贤黎公墓祠”。  此碑旁边还有一些墓碑,都是近几年端木氏的居民来此归葬立的。看来,这是个利用古坟张冠李戴造成的假坟,与子路墓相似。  思想也有地理。子贡是河南人,耐人寻味。  第一,今年春天,在郑州演讲,我曾经说过,山东是古代思想的摇篮,河南也是。比如司马迁写《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讲的老聃、庄周、申不害、韩非,就都是河南人。山东是儒家的摇篮,河南是道家(或道法家)的摇篮,至少有两个摇篮。  第二,古代思想有个传播趋势,它是从东往西传,先山东(齐、鲁),再河南(郑、卫和宋),再山西(三晋),再陕西(秦),可以说是东学西渐。兵法的传播,也是如此。即使讲儒学传播,河南也很重要。  第三,孔子周游列国,是在河南转,东学西渐,河南是中转站。他在卫国收学生,有两个人最重要,一个是子贡,一个是子夏。子贡是孔子死后的掌门人。子夏居西河,收三晋的政要做学生,既是三晋儒学的源头,也是晋秦法术的源头,汉代的经艺传授也受惠于他。  这个想法,我要另外写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叫《思想的地图》。  孔门七十子,宋人讲道统,最崇拜曾子。曾子影响大,关键是有书传世,但他在七十子中是小字辈,孔子生前,孔子死后,地位并不高,绝对没法和子贡比。  《论语》,谁出现最多?子路(有四十二章提到)。其次是谁?子贡(有二十八章提到)。子贡比颜渊(有二十一章提到)都多。  二  说起子贡,我会想起孔子的死。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孔子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大家要有足够的理解。  第一,他是个社会批评家。他生活的时代是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说的没错,这个世界太坏。  第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世界会好起来吗?孔子说会。可惜,他的理想是复古,“周公之梦”是个梦,于世无补。  当然,梦也有梦的价值。历史上的乌托邦,价值全在批判。千百年来,乌托邦为什么总是吸引人类?道理很简单。人是“扑灯蛾”,总是向着光明飞跑飞跑,但情况往往是,睁眼全是黑暗,闭眼才见光明,光明只在睡梦中。  大家看过曹禺的《日出》吧?陈白露说,“太阳就要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们的”,那该怎么办?她说去睡觉,说是睡觉,其实是自杀。  孔子喜欢从政,但政治是个粪坑。政治,都是利用现有资源。现有资源是什么?是各种坏蛋:大坏蛋、中坏蛋、小坏蛋。利用坏蛋反坏蛋,是唯一的“可行性”,这是悲剧。这不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而是黑暗与黑暗的斗争。黑吃黑,能吃出个白来吗?这可是难题。  他在鲁国很失败,在卫国很失败,周游列国也一无所获,回到鲁国也没人理睬,从政的经验很失败。  你不理解他的苦恼,你就读不懂《论语》,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犹犹豫豫,为什么会拿“丧家狗”自嘲,为什么会欣赏那些骂他的隐士和逸民。  孔子自卫返鲁,晚境凄凉。他的最后六年,几乎是年年伤心。伤心到什么程度,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是吴琼华说的“眼泪泡着心”(《红色娘子军》)。伤子哀麟,回死由亡,他大哭过四场。  六十九岁,孔子的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他大哭一场。  七十岁,他回顾一生,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话什么意思?只有去死不远的人才能理解,那是“解脱”呀。  七十一岁,哀公获麟,让他万念俱灰,绝笔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春秋左传》序),他也大哭过一场。接着,他最喜欢的学生颜渊病逝,他失声痛哭,大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老天不让我活呀。  七十二岁,子路死卫,被人剁成肉酱。噩耗传来,他失声痛哭,也是呼天抢地(《礼记·檀弓上》)。  子路的死让他深受刺激。四个月后,他含恨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三岁(《春秋》经传哀公十六年)。  孔子临死前,非常孤独。他最喜欢的两个弟子颜渊和子路死了,最能干的弟子冉有成了季氏的帮凶。身边最贴心的弟子,只剩子贡。  他跟子贡说,“予欲无言”(《论语·阳货》),连话都不想说了。  他很绝望,“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就连周公,他也梦不见了。  《礼记·檀弓上》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临死前,他背着手,拖着拐杖,在门前踱来踱去。他唱了一首歌,歌词是:“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唱罢,回到屋里,面对大门,呆呆地坐着。  子贡赶到门口,听到这绝望的声音,知道老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孔子老泪纵横,呼唤着他的名字,赐!你来的怎么这么晚啊?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坐在“两楹之间”,那是殷人停尸的地方,我就是殷人的后代呀!贤明的君王怎么一直都不出现,天下竟没有一个人肯接受我的主张,我是活不长了。  七天之后,他离开了人世。  孔子死后,弟子守孝,长达三年。三年后,他们才告别老师。临行之际,抱头痛哭。只有子贡,独自守墓,又是三年。  三  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传》哀公十六年)。  鲁哀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他老人家的追悼会,写了篇表面沉痛却言不由衷的悼词。悼词很漂亮,模仿《诗经》。他说,“旻天不弔,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意思是,老天不长眼,怎么把他身边这么好的大臣给带走了,让他失去左膀右臂,心里难受呀。子贡很不满,说他“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左传》哀公十六年),你早干什么来着!  孔子死后,鲁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当时的官场对孔子很冷漠,不但冷漠,还流言蜚语,就像毁人不倦的媒体炒作和网络陷阱,越说越难听,好像破鼓乱人捶。  闻一多写过《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谁都可以往里泼脏水,扔“破铜烂铁”,撒“剩菜残羹”。孔子死后的处境,就是这样的“死水”。  官方骂孔子,代表人物是叔孙武叔。叔孙武叔是鲁国政坛的三巨头(三桓)之一,他要毁人,太容易。现在的说法叫“舆论导向”。  “叔孙武叔毁仲尼”,事见《论语·子张》。它的最后六章是记子贡的话,向我们透漏了这一事件。他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多能干,比他老师强多了。  这对子贡是考验。  卖师求荣的事可以干吗?不可以。但有人会干。大家都看过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吧?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人是犹大。孔门中也有犹大这样的人吗?有,他叫公伯缭。明代,孔庙开除过三个人,一是孟子,因为他讲“民贵君轻”,得罪了朱元璋;二是荀子,因为他讨厌孟子,又是韩非、李斯的老师,得罪了苏东坡;三是公伯缭,他到季氏那里告黑状,是孔门的叛徒。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叔孙武叔骂孔子,是抬子贡,骂孔子。  子贡怎么说?他说,“仲尼不可毁也”。  陈子禽,据说是子贡的学生,受舆论蛊惑,也来问子贡,“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怎么说?他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他说他的老师如日月之明,虽有日食月食,暂时黑一下,黑暗过去,还是万人仰之。  他说他的老师学问很深,不得其门而入,不知其宏大,就像围在高墙中的建筑,你看不见它的富丽堂皇。  子贡的话很坚决。他对他的老师很忠诚。  子贡的话,有一段,我印象最深。他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老师的处境,让他想到古人。他终于明白,人处下流,真是千夫所指,百口莫辩。怀疑是由此产生。  古代,尧、舜是好人的符号,桀、纣是坏人的符号。好人往好说,怎么都不过分;坏人往坏说,也是理所当然。舆论有舆论的放大效应,自动发酵,迅速冒泡,谁也捂不住。  纣是“本朝之罪人”,众人皆知的坏蛋。这家伙,不仅荒淫,而且残暴,不仅用酷刑折磨人,还拿活人做解剖(据说,王莽也有这类罪行),当时,领导和群众都这么说,越说越神,子贡竟敢怀疑大家的说法,以为就连纣这样的坏蛋,也未必像传说描写得那么坏,你们想想,这得有多大的勇气?  子贡敢于怀疑官方的定评,敢于怀疑“众恶归之”的舆论,认为即使是坏蛋,也要实事求是,这点非常了不起。  子贡是最早树孔子为圣人的人。我们只有理解孔子生前身后的遭遇,才能理解他的“大树特树”。这和汉以来的“钦定圣人”是大不一样的。  鲁迅有段名言,是讲“中国将来的脊梁”。这种“脊梁”是什么样?他说,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  子路结缨而死,就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子贡为纣说公道话,就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两个学生了不起。  四  说起子贡的怀疑,我会想起孟子的怀疑。  我在《丧家狗》的序言中用过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我说,我对《论语》也是如此,并不是全盘接受。  这句话,现在是典故,实际用法和原文的意思已经不太一样。大家用这句话,只是取其精神,而不问它的怀疑对象是什么。其实对原话,我并不赞同。  孟子的原话是什么?是下面这个样子: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的怀疑是针对《尚书》。古本《尚书》讲武王克商,有个《武成》篇。这个古本已经失传,今本《尚书》有之,它是这样说的: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书·武成》)  这篇东西是属于所谓“古文《尚书》”,前人断为伪书,但孟子读过的《武成》,上面有这个故事,原文有“血流漂杵”一类话,还是可以肯定。  牧野之战,是“小邦周克大邑商”,战斗空前激烈,乃是情理中事。但孟子不相信。他觉得,《武成》把战争写成这个样,血流成河,连木杵都能冲走,实在有损“圣人”的形象。  孟子不相信,道理是什么?他的推论是这样:  (1)武王是最最仁慈的人,纣是最最不仁慈的人。  (2)最最仁慈的人讨伐最最不仁慈的人,是无法抵抗的。  (3)无法抵抗的战争,不可能“血流漂杵”。  在他看来,这类描写一定是文学夸张,绝对不可信。  他说,《尚书》不可全信,比如这一篇,他就不信,信的只是“二三策”。  我们都知道,孟子是宋儒最推崇的人物,不但迈辈儿,挤进“四配”,而且在“孔孟之道”的宣传中,超过颜回,超过曾子,超过子思,除了孔子,谁都没法比。他的说法很有权威性。  这里,有趣的是,子贡怀疑,是纣的传说,孟子怀疑,是武王的传说,这两个人是一对活宝:前者是“坏人”的符号,后者是“好人”的符号。周人推翻商朝,成王败寇,早有定论,但他们各有怀疑。子贡之疑,是说坏蛋未必那么坏。孟子之疑,是嫌好人还不够好。  这里,我们要注意,孟子的话跟古代的“圣人”概念有关。  关于“圣人”,我做过一点研究。我发现,孔子说的“圣人”全是古代的圣王,即“已故的伟大领袖”、“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具体说,主要是“六大圣人”。  “六大圣人”分两类:  (1)“禅让圣人”:尧、舜、禹。这三个人的关系是禅让关系,不是三个王朝,而是三代领导,三个人的在位时间加起来,大概超不过100年。  (2)“革命圣人”:汤、文、武。这三个人代表的王朝(商、周),加上大禹后代代表的王朝(夏),古人叫“三代”,王朝代替王朝,全靠暴力革命,三个朝代加起来,有近1300年。  这“六大圣人”,孔子盛称,主要是“禅让圣人”。“革命圣人”,以暴易暴,在孔子看来,差点劲儿。“禅让圣人”,他最欣赏,是尧、舜。“革命圣人”,也是文王比武王强。这些都是死人,都是有权势的人。子贡劝他当圣人,他有自知之明,不当。  子贡树孔子当圣人是在孔子死后。树圣人,是为了捍卫老师,壮大师门,当时的孔门还没站稳脚跟。孟子泛化圣人,是在儒门立了圣人之后。他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鲁迅翻成“摩登圣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摩登”的意思,既是现代,也是时髦。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就像现在,“人皆可以为教授”,“人皆可以为大师”。一旦“圣人”的概念成为时尚,“圣人”也就不值钱了。  在孟子的学说中,“王者”的概念很突出。他比孔子讲实际。孔子夸的“圣人”全是上古揖让型的帝王,比如尧、舜,“仁人”也是逃天下不受的干净人,如伯夷、叔齐,还有泰伯,真是迂得可爱。孟子推崇,不是这类人,而是“三代王者”,即汤、武这样的“革命圣人”。他喜欢讲“王道”、“王政”和“王师”。“王道”是用来批判“霸道”。春秋战国,流行的是“霸道”。  过去,读《孟子》,我对他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很佩服,不知“仁义”背后也有血腥。  他说,汤伐桀,武王伐纣,是拯民于水火之中,老百姓会争先恐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大旱之望云霓”(《孟子·梁惠王下》)。徐悲鸿画“奚我后”,就是画这种期盼。  但王者之师,无敌于天下,真的就可以不流血吗?没有这种事。  孟子数言“齐人伐燕”。这是战国史上的著名事件。公元前316至前314年,燕王哙效禹禅让,把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孟子大怒,认为乱了名分,不合“王道”,劝齐宣王发五都之兵,入侵燕国,这就是现实版的“汤武革命”。  齐国伐燕,不仅见于陈璋壶,也见于中山王三器。根据后者,我们知道,这一战役还有中山参加,是一次两国联合的入侵事件。  研究这一事件,我才明白,孟子大讲“汤武革命”,就是针对这次入侵。他说的“王者之师”,其实是借邻国内乱,借口平乱的侵略军。  齐国伐燕,结果怎么样?史书记载,燕王死难,子之被剁成肉酱。出土发现还证明,燕国的宝器也被人掠走。老百姓,命如草芥,死了多少人,不知道。但《孟子》的书里写得很明白,曰“燕人叛”(《公孙丑下》),不杀人,他们会叛吗?  话说回来,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可能吗?我说,怎么不可能?这样的事,历史上太多太多,就是今天也没断。  历史一直很血腥,我说过:血流成河,泪流成河,逝者如斯夫!。  五  好,讲完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做一点总结。  第一,上面两种怀疑,哪种态度好?我看还是子贡的态度更好。  第二,什么叫“怀疑精神”,我说,怀疑不光是批判,它还和卫道有不解之缘。孟子之疑是卫道,子贡之疑也是卫道。  第三,同是卫道,也有正统和异端之分。子贡卫道是卫孔子的道,当时,孔子还是民间思想家,没有正统地位。孟子卫道是卫王道,王道至少是名义上的正统。  怀疑,常被说成一种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甚至被当作一种方法,就像港台评论家笔下的《灵山》和《色戒》,那叫“纯文学”,那叫“纯艺术”,这种方法也是“纯方法”。  其实,方法后面有立场。怀疑只是一种态度或一种立场,它是相对于某种信仰。怀疑和相信,常常互为表里,就像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历史上,很多“正统”原来都是“异端”。不仅孔子是这样,佛陀和耶稣也是如此。怀疑“正统”,批判“正统”,常把“异端”变为“正统”,但可惜的是,坐稳了“正统”的“前异端”却常常容不下其他“前异端”,更容不下继起的“后异端”。  这是思想的宿命。  中国的辨伪学,过去都以为是一种“纯方法”,其实不是。  我发现,遍伪群书的怀疑,后面自有厚薄:  (1)经和传,它是尊经疑传(如果有今古之异,则尊今文,疑古文);  (2)经和子,它是尊经疑子(如果有门派之异,则尊儒子,疑其他子);  (3)儒与佛、道,它是尊儒术,辟佛、道。  我读宋以来的辨伪书,总会想起韩愈的《原道》。《原道》的“道”是什么“道”?是所谓“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后世叫“道统”。  “道统”和“治统”是成龙配套,现在叫“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野叟曝言》有个文素臣,他的形象就是一部“道统”狂想曲,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读崔东壁的书,也很清楚,“辨伪”是为了“考信”,“考信”是为了信“道”。  辨伪的后面是“道统”。  “道统”是一种立场。  疑古与考信,也见于近代学术。近代疑古和以前不同,从前尊崇的“道”受到怀疑和挑战。它们构成了近代学术的两大争论:  (1)哲学,有“冯胡异同”,胡适“疑古”,以“截断众流”出名,冯友兰“释古”,提倡“接着讲”。  (2)史学,有“顾傅异同”,顾颉刚“疑古”,一辈子致力于摧毁“三皇五帝”的上古传说,傅斯年“考古”,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用考古发现重建古史。  这两个争论,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们离古代很远。怀疑,常使问题处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局面,因此才有激烈的争论。信仰也是如此。  人们常常为信仰而争论,但争论对信仰最没用。  信仰的特点是唯一性。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李零:两种怀疑——从孔子之死想起的  2008年12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2008年12月25日在国家图书馆演讲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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